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老板们，我们部门的总监是个来自瑞典的白胡子老头，平时我和他交道很少，虽然天天见，但基本不怎么说话，一个原因是我工作上归我的项目经理管，另一个是对自己的口语没什么信心，而老头的瑞典口音又很重，不容易听懂，唯一一次有印象的交流还是不大愉快的。记得好像是找他签字，不知怎么提起我请客户吃饭的事情，其实报销单早就签过了，搞不懂老头又怎么想起来，说作为助理项目经理，我没有权力请客户吃饭，必须事先得到我的项目经理的授权，我解释说有时是突发的，我不大可能得到事先授权，而当时又不好当着客户的面打这个电话，老头说那不管，公司的制度就是制度，必须执行，甚至说出了你如果不理解可以不在这干这样的话来，让我当时很是委屈，以后和他的话就更少了。没想到就是老头，我不仅提前升职，而且一年内两次加薪，每次幅度都超过了40%，钱多了当然是好事，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那种自己做了工作获得肯定的成就感。还有就是我的项目经理，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在辽宁，在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就把北京的事情完全放给了我，但是他的支持从没有放过。就像上面提到的例子，他回北京时我向他提起，他当即就说，我现在授权给你，你有权力决定什么时候该请客户吃饭，或是送一些小礼品，以后不用每次请示。

不得不说，我是幸运的，在我开始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段时期，我碰到的老板们都非常优秀，跟他们不仅学做事，更重要的是学做人！

96年9月，我第一次出国，作为项目经理和另一个同事到斯德哥尔摩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在职培训。

出了机场，首先感受的是斯德哥尔摩寒冷的气候，外面的气温最多只有10度，我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在寒风里瑟瑟发抖，显然被人误导了，因为来之前，看到去年同期来培训的一个女孩拍的照片，穿着超短裙在阳光下笑得很是灿烂，以为这里的温度和北京差不多。

从机场巴士下车后，我们打了个车到饭店，还自以为聪明的和那个明显是从中东来的司机砍了半天价，从120砍到了80克朗，结果车行不到500米，拐了个弯就到了，靠，还是被他黑了一下！

培训实际上没什么具体内容，大致是每三天换个部门坐坐，了解一下每个和我们可能相关的部门的组织结构，运作流程等等，更重要的是和这边的对口部门混个脸熟，回去后有事让这边帮忙时方便一些！

来了才了解，为什么这边的效率会那末低，每次让他们办事总是拖拖拉拉，他们的日子实在是太舒服了。

每个员工无论级别高低都有间自己的小屋，9点钟上班，10点多就是早茶时间，办公室里有间超大的休息室，里面电视，报纸，杂志，各种饮料，小吃，冰箱，微波炉一应俱全，通常他们会聊到快十一点，到十二点就是午餐时间，公司的餐卷不仅在公司食堂，在附近街区的任何一家餐馆都可以使用。下午三点又是下午茶的时间，五点半就下班了。

我们常呆的地方是ERA,即爱立信无线产品的总部，在Kista,中间也去了ETX,即传统公网交换产品的总部，地点记得是phoneplant,原来应该就是个电话工厂，还去了一次Kumra,是移动电话的生产厂。

到了瑞典认识到，爱立信在那里的存在意义远远超过了一家公司，更像是一个有众多成员的社会团体。

前面提到的周边餐馆都接受爱立信的内部餐卷，Kista地铁站的购物中心拿着爱立信的员工卡可以享受额外的折扣。我在那里买了一套Hugo Boss的西装，拿着爱立信（中国）的员工卡同样享受到了这样的优惠，再加上退税，那套西装大概花了4000人民币左右，回来时过香港，在太古广场同样的款式要大约6000港币，在北京就是12000了！

第一次出国，值得记忆的事情有不少。比如说我们住的饭店，价格不高，服务很好，早餐非常丰盛，欧式，美式，甚至还有日式的，让和我同去的一口西餐都不吃的同事终于有机会每天吃一次米饭。房间里的冰箱提供三种饮料，可乐，矿泉水和Class 3的啤酒，每天每种两瓶，随喝随补，晚上电视频道里有其他饭店需要额外付费才能看到的频道，甚至我们还有一间专属于爱立信员工的房间在饭店里，来自各地的爱立信员工可以在那里聚会聊天，读邮件，饭店还提供水果，而这一切，全部是免费提供的！更不用说优越的地理位置，旁边就是地铁站，下雨天出门去地铁根本不用打伞。后来又去过几次斯德哥尔摩，但没机会再住在这里，而且听说后来饭店也改规矩了，再没这末多好处了！

第一次上Internet,是在Kista的办公室里，因为办公室的机器上没有中文，为了看看那几个网上仅有的由留学生们创建的中文站点，我去下了一套Richwin,说句题外话，不知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那就是现在声名显赫的新浪的前身。记得一套三张三寸软盘，每张下载时间大概不超过20秒，这样的速度在现在当然不算什么，可那是在96年，第一次上网的我对此没有任何概念，认为Internet速度就应当如此，直到回国后我费了半天劲终于可以拨号上网时才大吃一惊，原来差距如此巨大！

(下一次说说在那得衣食住行,和一些印象)

吃饭对于很多出国的中国人来说是个很头疼的问题，毕竟很多人吃不惯西餐，比如和我同去的同事，他一口西餐都不愿吃。早餐好解决，有饭店提供的日式大酱汤和米饭，晚餐也好办，从对面的超市买来面包和火腿再让超市用微波炉打一下，自己煮包从国内带来的方便面，就对付了，虽然每天这样也很痛苦，但总能过的去，午餐就麻烦了，公司食堂和附近餐馆就基本没有他可以吃的东西，也亏他找的着，他居然从超市里找到了一种保鲜包装的成品菜，好像是瑞典的一种传统菜肴，味道和咱们的炒三丁很像，到办公室拿微波炉热一下，也算一餐了！有一个周末他痛下决心，决定不管多贵，一定要去吃一次中餐，到了个中餐馆，一看菜单，一个麻婆豆腐要80多克朗，实在舍不得，终于没吃成！对于我来说这倒不是问题，我对西餐不排斥，甚至有几分喜爱。源于有一次在南宁和别人打篮球，剧烈运动后一点胃口都没有，到附近的西餐厅要了一份蔬菜沙拉，结果让我胃口大开，从此喜欢上了西餐,一个月不吃还会想得慌!早餐在饭店,午餐就在公司食堂或附近餐馆,晚餐就不一定了,或是到麦当劳,或是到餐馆要一份简餐,偶尔也吃一次方便面,到走时当初带来的方便面还剩一多半,留给了后来培训的同事们!

正如刚出机场就体会到的，九月的斯德哥尔摩已经相当寒冷，每天早晨乘地铁去上班时，可以看到当地人都已经穿上了厚厚的外套。来之前因为没有思想准备，行囊里没有厚衣服，第一个周末去买了一件皮衣。

本来准备买一件外套的，到了H&M转了一圈，发现大部分衣服都产自中国，而价格则是国内的几倍，这样的落差心理上很难承受，干脆多花点钱买了一件皮衣，反正回去也用的上，而且瑞典的皮衣质量很好，价格相对来说也不贵。说起买衣服，斯德哥尔摩有一条街，很繁华，忘了具体位置了，离T-centre不远，店主一般都是外来移民，以中东，南美的居多。我买衣服的地方，店主是个墨西哥人，扎着个小辫子，最后成交时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儿，你给的价格太低了，真是太低了，要是换成别的日子，我就把你扔到大街上，但是今天我心情好，我就卖给你了！”让我发现，原来侃爷不是北京特产，也不是北京人的专利，在遥远的这里依然可以看到！

住一直住在饭店里，来这里时间更长的同事会提供公寓，可以自己做饭，但补助标准就不一样了。和在国内的宾馆不同的是，这里的饭店不提供诸如香皂，拖鞋，牙膏，牙刷等物品，都需要自己带，可能是因为环保因素吧，现在很多国内的宾馆也开始这样做了。另一个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电源插座和国内不同，需要带个转换器，第一次去也不知道，以为在这里可以买到，事实上证明没有可能，最后我自己买了个当地标准的插头，把带来的接线板的插头换了下来，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斯德哥尔摩的地铁非常发达，别说是在96年，现在北京的地铁也远远赶不上那样的水平。基本上市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地铁可以到达。地铁月票在任何一个街边卖杂志，零食的小店都可以买到，大概是200多克朗吧。地铁非常准时，站台上有到达时刻表，还有动态显示下一趟车是哪条线路，几分钟后到的信息。开车的人也不少，满街跑的大部分是Volvo,也有奥迪，奔驰，宝马等，日本车相对较少。听当地同事说在瑞典买车并不贵，但考到驾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常有几次都考不过的，另外养车也很贵，是相当重的家庭负担。其实公共交通如此发达和舒适，要是我就不会去买车，乘地铁是最佳选择！

斯德哥尔摩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市区不大，被海水环绕着，一座座桥把各个岛连接起来。街道整齐干净，基本看不到垃圾或是痰迹。行人和车辆都很守规矩，按照信号灯指示走，遇到没有信号灯的情况，车辆是一定会让行人的。我相信在这里开惯了车的人到了北京一定会无所适从，到了路口会被川流不息的人潮挡着永远过不去。印象里这是一座安静的城市，听不到建筑工地的噪音，汽车喇叭，等等在北京已经习惯的城市的喧嚣，在阳光的照耀下一切显得是那末祥和，偶尔路过的飞车族们的摩托车的巨大轰鸣声是唯一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第一次到这里的人来说，市区里有不少博物馆可以去看看，例如著名的沉船博物馆，是以前有一位国王好大喜功，对设计中的战舰要求一再提高，结果造成的船重心不稳，第一次出航还没有出港湾，一阵微风吹来，就翻沉了！瑞典人特意在沉船的地方造了这个博物馆，对比我们自己对待错误的某些做法，其中深意值得我们思考。老城区里有很多小商店，卖一些当地的特产，比如水晶，还有赫赫有名的瑞典木马。

第一次出国，肯定要带些东西回去，可以在这里买一些高档的衣服，皮鞋等，我的第一套BOSS西装，第一双ecco皮鞋都是在这里买的，这里的物价比国内自然贵出许多，但是对这些高档商品来说，反倒比国内便宜许多，而且还有退税！

96年年底，部门组织机构有了一些调整，几个国外来的项目经理被任命为高级项目经理，每个人负责几个省，而省里的项目经理大多由本地员工担任，作为公司本地化政策的一部分。黑龙江省在北方区也算是一个大省了，刚刚签了一个一亿的大单，排在辽宁和河北之后，省里的项目经理本来是个伊朗裔的英国人，他升职后留下的位置本来该由他的助理项目经理来接任，但是那个哥们儿已经打定主意，准备自费去美国读MBA,所以需要再派一个项目经理去，承蒙老板们信任，选中了我！

记得当时去的时候是很兴奋的,第一次管这么大的项目,心里面也做好了准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自己的心理准备还是不够充分,对很多困难估计不足,经验还是太少了!现在想起来,至少在几个方面是没有充分考虑到的.一个是这样大的项目规模,对项目经理的能力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管的项目虽然多,但是每个都不大,事情都在自己手里,一切都在自己的直接掌控之下,控制的力度比较好,不容易出问题,即使出了问题,我又是一个比较擅长解决突发问题的人,而在这样的规模下,我不再可能一个人掌管所有的事情,而是由一个团队来管,最多时我直接管的的负责工程的协调,货运的协调,加上自己的助理有7人之多,这时对于项目经理来说,管事已经是相对次要的了,更重要的是管人,在这方面,我的经验很少;再一个是对可能存在的困难估计不足,或者说估计到了但是嚷嚷的不够大声,这是我得到的又一个教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困难自己又解决不了时一定要大声的嚷嚷,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发邮件时不仅给负责的部门经理,还要copy给一大堆人,你的老板,他的老板,相关的销售,甚至大老板们,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可能你的问题就解决了,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你嚷的声音足够大,让老板们知道甚至重视,那么有限的资源就可能向你倾斜,至于其它的问题诸如有限的资源你拿走了别人怎么办是大老板们要考虑的问题,轮不到你来操心,作为项目经理,为自己的项目全力去争取是你的权力与义务,至于之外的事,等你升到那个位置再操心吧,最差的情况下,你嚷的声音足够大,仍然没能获得支持解决问题,至少你还保护了你自己,你看,出了问题吧,当初我可是一再强调过的,老板们没听我的,那么这板子无论如何不能打在我的屁股上!还有一个是市场在变化,已经逐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这样做事的风格也需要调整,很长时间我没有意识到,或是意识到了不愿意做改变,在客户关系的处理上很长时间沿袭了以前的做法,无形中把本来已经客观存在的困难又人为的加重了几分!

可以说,我在黑龙江,经历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

再一次来到哈尔滨又是在冬天，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对这里的气候已经没有了恐惧感。到了后没几天赶上了一次割接，我和马上就要离开去美国读书的M都到了现场。记得很清楚，半夜一点的时候我们两个坐在机房大楼安全通道的楼梯上，一人一支烟，听M讲这边的情况。
M原来是做基站工程的，交道虽然不是太多，也算是朋友，说话也就没那么多顾忌，除了工程进展，要接触的几个客户的各自的职责，大概的性格，重点说的是将要一起共事的同事。本地的办事处总共有4个助理项目经理，Z岁数比较大，是从一家国企出来的，工作认真负责，但国企痕迹很重，有点喜欢玩心眼，L原来也是邮电系统的，家里是老邮电出身，和局里很多客户都很熟悉，A是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很善于和客户搞关系，喜欢追逐最新潮时髦的东西，W是个更年轻的女孩，活泼好动，性格外向，比较粗心，尤其要注意的是我的顶头上司D,那个英籍伊朗人，他是很善于推卸责任的，要我和他打交道一定要小心！说道这里，有一次D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项目经理休假出去旅游，因为误了车要去一个老农家借宿，老农同意了但是有条件，要他帮忙把后院的粪铲走，只见铲子纷飞，没一会他就干完了，老农见他干活这么快，又要他帮忙把地窖里的土豆拣一拣，大的小的分分堆，吩咐完了老农就去睡觉了。结果老农第二天早上起来，到地窖一看，那个项目经理还在地上坐着，土豆都堆在那里，一个也没拣出来。这个故事讽刺项目经理非常善于把责任推到一边，不要让自己沾上，但是不会作判断，
下决定。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结果没几天，D就切实做了一次反面教材。

当时工程接近尾声，不少地方都要初验了，用户发了一份长达17页的问题报告来，反映工程存在的问题，不排除想借此拖一下初验的可能，但反映的问题大部分确实存在，在公司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应。因为M马上要走，我又是刚刚来，都不是合适的对象，D于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工程部派来的工程协调P身上，那是个极老实的丹麦小伙子，平时和陌生人多说几句话都恨不得会脸红的那种，本来就不擅言辞，被D的指责气得满脸通红，但不知道怎么为自己辩解。见到这一幕，我心里想M说的果然不错，从此对D起了几分戒惧之心！

我来了之后和几个助理项目经理依次谈了谈，把W调去专门负责货运，一个最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也算是给她找个机会磨磨性子。剩下的三个人把全省十几个地区划成三片，每人负责其中一片，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下一轮合同的谈判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合同的谈判，作为项目经理，虽然坐在谈判桌上，但涉及到的事情并不多，不管是我们还是用户，这时最关心的还是价格问题，所以我更象是一个旁观者！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用户方面主谈的是个刚提上来的总工，而我们这边主谈的是这边办事处的首代D。谈了几天之后，有点急脾气的D决定加快谈判进程，明天就把手里的筹码全部放出去，希望尽快达成协议，结果第二天谈完后，预想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用户继续在压价格，因为我们手里所有的点已经都放出去了，所以很被动。后来才知道，当天谈完后局里内部开会，主谈的总工第一句话就是“还有油水可挖！”，他刚刚提上来，又第一次负责谈判，自然希望能谈得漂亮，所以定下了继续压价格的策略，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基本没有退路了，所以双方都感觉僵在那里，谈不下去了！后来的事情显示出了我们当时的大老板，就是后来去亚信的张总的高明之处，他先是建议暂时休会，然后和用户作了不少谈判桌以外的沟通，一个月以后来拜会局里的领导，当场表示在原来的基础上再降几十万，把合同搞定了！

事后想起来，一开始谈得不好，主要是因为双方的主谈人员都没有太多经验，双方的预期不同，我们这边的D又急于求成，早早把底牌翻了出来，造成了用户那边我们这边仍有空间的错误印象，等后来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时候，已经下不来台了，这样休会一段时间，给大家一个缓冲，等双方高层见面时，再象征性的降一些，既给了领导面子，也给了总工一个台阶下，事情就解决了！

从这次谈判体会到，在这种双方都希望谈成，只是要在双方的预期中找一个都能接受的平衡点时，会场外的沟通非常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能最后拍板的人轻易不要坐到谈判桌上，给自己留些余地。有一个反面的教训，在张总之前，是一个瑞典人当北方区的老总，在和辽宁谈第一次GSM合同时，他自己坐在了谈判桌上，结果弄得自己没了回旋余地，给了辽宁客户一个绝对低价，为此还赔了广东的客户不少钱，而辽宁客户仍不满意，据参与过的同事讲，签字后的庆祝晚宴气氛沉闷，诺大的宴会厅里，居然听不到什么谈话声音，后来当时的销售总监还被迫辞职，做了替罪羊！而后来的扩容合同结果正好相反，事前爱立信担心客户不接受涨价的要求，而辽宁客户已经了解到第一次他们占了大便宜，不敢指望能继续，但是怕爱立信涨的太多，结果皆大欢喜，爱立信把价钱涨了一些，有了交待，而客户得到了一个虽然比上次价格高，但也没有超出他们预期的水平也很高兴。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其实价格的高低不是一个客户是否满意的绝对因素，而是最后谈妥的价格和他的期望值的比较，谈判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合同终于签了，我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项目启动会是在北京开的，让我印象及其深刻！地点记得是在凯宾斯基饭店，来了有上百个同事，用的是个宴会厅而不是会议室，还有我因为紧张，穿了西装却忘了系一条正装皮带，还是在燕莎现买的，以后开过无数次的项目启动会，我主持的和参加的都有，但再也没有如此规模的了！

项目刚开始就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这是一次扩容合同，有不少利旧的环节，因为不论是客户还是我们都没有太多扩容的经验，在合同谈判时也没有考虑工程实施的环节导致了问题的出现。具体细节记不清楚了，大致描述一下吧！比如哈尔滨原有一套MSC,带哈市和大庆的BSC,扩容后大庆自己有一套MSC,是哈尔滨的MSC升级后的利旧设备，大庆的BSC也要扩容。谈判时很简单的把扩容后的容量减去原有的容量，把新增设备算出来列在料单里就行了，可实际执行时要复杂的多，因为网络运行时不能停的，而单纯的新增设备无法独立运行，必须利用现有的在网设备的利旧。我们和客户一起商量了两周，制定了一个多次割接的方案，总算是把问题解决了，代价就是工程量和所需时间比原来预计的增加了很多，事后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如果问题无法解决，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从此以后，项目经理再参加谈判时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工程实施方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谈判内容！

工程实施刚开始还算顺利，有些问题出现都让我解决了！一个是到货的清点，以往都是让我们的人来做的，在一个巨大的仓库里面对几千箱的货物按照箱单一个个对，不论是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更不要说在哈市的冬天了。我们自己的工程师没有人愿意干，说实在的我也不愿意让他们干，花钱多不说，本来人力就紧张，让工程师们做这样的简单劳动实在是浪费。我想了一个办法让买方的公司找人来做这个工作，我给钱，实施以后发现好处多多，一个是省了我们的人力，一个是省了钱，再有一个本来买方就负责接收到货的设备，合作以后再也不会有扯皮的事了，他们点完货，我付劳务费，他们就直接签字接收，我再拿这个单子去要求客户付款！大家都合适！还有一个小麻烦是第一批到货的机柜居然都没有地脚，无法安装。我挨个给国内有安装材料库存的仓库打电话，一天就搞到了！记得很清楚，是南京的仓库，当我问有没有高地脚的时候，那个小姑娘很紧张的问我要多少？我问她有多少，她说还有一千多个，我当即放心了，告诉她我只要四十个。

很遗憾的是后来我去过南京多次，一直没有见过她，在我当项目经理期间，她帮了我很多忙，不知道现在她还在不在爱立信，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当面对她说声谢谢！

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内部的人脉关系很重要，在我当项目经理的那段日子，爱立信国内的大部分CPM我都认识，和很多人都是不错的朋友，和国内的几个仓库的主管和直接负责人也很熟悉。在你碰到一个新问题需要解决，碰到临时有东西短缺时，这样的一个圈子能给与你极大的帮助。在我的印象中，大部分的这类问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的。比如有一次缺了20个RP,我下了订单订货，找一个熟悉的别的省的项目经理先借了20个用上，我的到了再还给他，什么都不耽误！当然，这样的帮助是相互的，别人找到我时也一样。在爱立信的流程里你找不到这个，这也是我前面提到的流程既要遵守也要知道变通，且要有变通的能力的含义！

随着工程的全面展开，最大的问题出现了，没有人！每个周五北京工程部都会来人开会，过来的是个固执的瑞典人，每次都和我吵得不可开交，焦点只有一个，我要人，他没有，然后想出所有办法来扯皮，就是不承认这是工程部的问题。然后我在硬着头皮去和客户开会，我没有工程部那个瑞典同事那么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扯皮扯得那么理直气壮，乐此不疲，我直接跟用户说，你要10个人？不好意思，我只有5个，你觉得哪里重要我们就派到哪里，再要多的人，对不起，得等到下个月了，还不能保证，把客户负责工程的副局长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更可气的还在后面，有一天突然有了好消息，工程部派了5个工程师过来，都是泰国人，据说是工程部紧急从国外调来的，我大喜，赶紧布置任务。一周过去了，5个人只有一个下去干活了，剩下的4个就泡在哈市，哪里都不去，我怎么逼都没有用。有一个本地工程师偷偷告诉我，他的老板上当了，从泰国找来的人大部分还都是学徒，没法干活，但是临时合同已经签了，退不回去，留在北京还要花工程部的钱，不如派到省里呆着，让项目经理掏钱，但单独下去干活是无论如何不敢的，出了事谁也兜不住，但其中原委怎么好跟项目经理直接说，我们又不是傻子，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知道了情况勃然大怒，月底的单子就没有签。每个月北京工程部都会给每个项目发一份清单，列出这个月有多少工程师为这个项目工作了多少个小时，项目经理签字后工程部可以从相应的预算里拿到钱，一般工程部的line manager们多少都会有些虚头，只要不太过分，我也不会去认真追究，但这次实在太过分了。拖了两天，工程部的老板的电话就追了过来，问我单子问什么不签，我解释了一下原因，让他们去修改，他不同意，坚持要我签字，我干脆签了个不同意然后发了回去，那个瑞典老头大怒，电话打过来用瑞典口音的英语
一通骂，我就当什么都没听见，后来连电话也不接了！

那段日子很不好过，夹在工程部和客户之间很难做，每次和工程部吵完再被用户骂，还得为工程部找理由辩解，两头不是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本地支持部的经理K帮了大忙，他主动要求包下一个地区的交换机开通工作，而且不要项目掏钱，我知道K是想找机会锻炼一下他部门的新人，其实这样风险很大，换个环境，换个人我可能都不会答应，但这次我同意了，一个原因是确实需要人手，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对K的信任！

说起来第一次和K相识还是在北京的一个项目，当时他在大连的工程公司工作，被派到北京的项目做交换机开通，印象里有一次中午和客户一起吃饭，他基本不说话，埋头吃完后就站起来说他吃完了，希望客户把机房钥匙给他，他要去干活了，当时大家都有点谔然，觉得这个人有点怪！我到哈尔滨不久，他也被调到哈尔滨负责建立本地的支持部。刚开始和K的合作我心里是有疑虑的，因为第一次的印象，感觉这个人可能比较难相处，再加上他到后没多久，网上出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事，一时没有找到支持部的人，客户有些意见，我和首代D也有意见，于是我写了一封邮件给K的老板，表示不满，其中有的话可能说得有点过，K跑过来和我吵了一通，我坚持认为我说得没错，K气哼哼的走了！对K的印象转变也是从此开始的，出乎我意料之外，和一般人的反应不同，他把我写的那封邮件打印了出来，就钉在他办公桌上，抬头就能看见，颇有点卧薪尝胆的意思，这之后支持部基本上没有让客户和我失望过，K和他的团队用他们的勤奋和努力换来了用户的信任和尊重，在有一次新年联欢会上，局里的领导说过这样的话，只要K在,我们不担心出事,出了事也能很快解决,我们可以放心睡觉!另外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是，我有一次到双鸭山开会,会上当地用户提到他们的BSC曾经断过一次,时间长达几十个小时,我很吃惊,因为这么大的事我居然不知道,结果一问,是他们没有上报.因为K在接到通知后,和一个工程师从哈市连夜赶到双鸭山,进了机房连续二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没有睡觉,谁劝都没用,直到问题解决,用户实在不忍心再去苛责他们了!K的性格依旧古怪,他无论在哪,对谁,滴酒不沾,甚至用户说到拿筷子蘸一下就算,给个面子的程度他都不肯,因此一开始得罪的人不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时间的相处,他的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能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赢得了用户和我们的尊重和信任,去过黑龙江对那里的酒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

在哈尔滨的日子工作不忙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我和D住在松花江边的凯莱酒店，我们每人有间常包房，当时还是爱立信的好时光，虽然是常驻，也按出差待遇，每天还有300元的补助可以拿。中间HR曾经试图取消出差补助，按照re-location来算，和D谈了谈，D当然不愿意，官司打到张总那里，张总说了一句，没事瞎折腾什么，遂就此作罢。D那里没谈通，就更没我的事了，一直享受出差待遇直到我回去。后来的同事就没这么幸运了，回到北京后部门里有同事从上海过来的，就按re-loaction走的，工资临时上浮20%，如果不住公司提供的公寓每月有5000元的补助，但是要上税，而且只是前两年有，虽然也还不错，和出差比起来，就远远不如了，不仅补助每月就有9000元，还可以报销洗衣费。

在那里像是过的集体生活，每天上班，下班，吃饭，整天和D泡在一起，加上给他开车的Y,和一个从北京到哈做生意的朋友，在两年里我们几个吃遍了哈尔滨所有的有些名气的餐馆，也从一个食客的角度见证了哈市饮食业的变迁。记得刚去时东方饺子王很流行，然后灌汤包也曾经风靡一时，接着是海鲜舫，流行的快，过时的也快，基本上半年一拨吧！

当时的哈市市长是汪光焘，他在哈尔滨还是办了些实事的，中央大街改造，索非亚大教堂改造，让哈市也有了几处亮点。夏天
晚饭后我们的一项经常活动就是逛中央大街，满街的美女让我们目不暇接，遂乐此不疲。我一般每两周回一次北京，不回去的周末晚上去泡泡酒吧，白天开车去学府路，找个大学去打篮球，把自己累出一身汗。偶尔人能凑齐的时候，玩玩"窜红A",类似北京的捉黑A，打打小麻将，总之要给自己找些事干打发时光。

对头一次去哈尔滨的人来说，还是有不少地方可以去的。市里面索非亚大教堂和中央大街是一定要去的，防洪纪念塔就在凯莱酒店边上，可以去看一眼，顺便瞧瞧松花江。郊外不远处有个东北虎林园，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很有意思。我们进去的时候是开的吉普车，买了一只鸡，放在车头上，几只老虎围着车转，然后有一只突然蹿上来，叼了就跑，我们一直远远跟着它，它跑到一个草丛里，趴下来慢慢给鸡去毛，去干净了才吃，不是自己看见，真不知道老虎吃饭是这么讲究的。冬天冰灯是一定要看的，松花江上会有个冰上乐园，就在防洪纪念塔处，比夏天要有意思的多。还有不能不提的亚布力，冬天夏天都可以去，冬天去滑雪，夏天去滑草，个人觉得夏天去更有意思！

几个大的地级市基本都去过了，大庆没什么可看的，牡丹江印象中城市很干净，佳木斯就待了一天，没什么印象，齐齐哈尔倒是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和D被齐齐哈尔局里的喝酒放翻了，两个老爷子，是局里的总工和副总工，又是我和D的前辈校友，在酒桌上的嗑是一套又一套，把我们俩灌得落荒而逃，本来准备在齐齐哈尔住一天的，结果午饭后赶紧找个茬跑了，实在怕留下来晚上又是一顿。五大连池靠近北安，值得一去。伊春没什么风景区，但是在林区里，空气好的不像话。鹤岗的扎龙湖闻名已久，可惜呆了两年，竟然没去过，算是个遗憾吧！

忘了说，当时还有一项大家都喜爱的活动就是去挑盗版盘，说大家是因为远远不止我们几个。比如我的老板每次来哈保留项目就是让我带他去挑盘，可能因为机会难得，每次他都至少买个百八十张，这点钱对他来说近乎没有，而他要回英国买，一个是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选择，另一个价格恐怕是几十上百倍。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瑞典大使和他夫人受邀出席一个仪式，闲来逛中央大街的时候大使夫人也一头扎进了一个路边的音像店里，而大使本人就站在街上等着不肯进去，心下有几分疑惑，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估计他是顾忌影响，虽然他是以私人名义来的，但万一被人发现，在报纸上登一条“瑞典大使偕夫人在哈尔滨兴致勃勃地挑选盗版光盘”，那就不好了，心里想想外交官果然不好当，一不留神就会惹麻烦。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任重而道远啊！

98年底离开了哈尔滨，回到了北京。告别的时候在D的指使下办事处每人都来敬酒，尤其过分的是女同事们第一次敬酒用的饮料，被D宣布无效，再来一次，可是我喝得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白酒啊，第一次喝超过一斤的量，后果也就不言而喻了，昏昏沉沉的回到房间，满脑子想的就是D太可恨了，一定找个机会报复他一下，遗憾的是至今都没能实现！

回来后第一个任务是去内蒙，没有太多好说的，跟以前干的活差不多，没什么挑战性。在内蒙差不多不到一年吧，东部的几个盟基本去了一遍，也算是真正见识了一下草原的模样！

再下来是些杂活，比较有印象的是在小网通做的一个测试。那时小网通刚刚成立，要建一个IP全国骨干网，我们出传输设备，合作伙伴是Juniper,他们出路由器，其他厂商还有CISCO，北电，阿尔卡特等，测试结果记不大清了，反正最后合同没拿到，有印象是因为第一次接触数据通信。

当时测试完了有很多感想，给当时的大头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觉得数据通信很重要，爱立信这方面又很弱，提了些建议等等，领导们口头上很重视，传阅了一番，然后把我调到了负责电信的Account,负责对小网通的销售，算是对我的建议的回应！

在小网通做销售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一个原因是网通初建，人员构成复杂，有跟着老田从亚信来得，有从原来运营商来得，有从外企挖来的，做事风格都不一样，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更痛苦的是网通是以数据业务为主的，而当时爱立信虽然OEM了Juniper的产品，公司里却找不到懂数据业务的人，和用户交流的时候，别的公司在讲解决方案，讲骨干网的路由策略，我们的工程师只能讲产品，讲背板容量有多大，讲引擎速度有多快，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

最有希望的一次是网通要建一个国际局，爱立信的传统交换机非常有优势，但最后因为价格问题，还是丢给华为了！

当然一年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为了解决接入网的问题，网通考虑用点对多点的微波来解决，最开始组织测试，爱立信没能入选，入选的记得是Alcatel和P-Com,后来网通的人找到我，他们希望用汉威大厦作为一个试验点，但是物业不同意，因为我们是汉威的大客户，想让我帮忙协调一下，忙当然是帮了，网通的测试厂商也变成三家了，最终网通采购的时候P-Com出局了，Alcatel和爱立信中了标！

离开网通Account是个偶然，当时移动正在准备建一张全国的IP骨干网，经过激烈争夺，爱立信出人意料的拿到了绝大部分路由器的标，源于在网通的经历，我和老板请求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多少学一点关于数据通信的东西，因为当时老板们正为没有合适的项目经理发愁，我自己送上门了，结果几个老板一商量，我就被调到中国移动的Account担任爱立信第一个IP骨干网合同的项目经理了！

这个项目是我的项目管理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面前有无数的困难，而手头的资源又少的可怜。

第一个困难是没有现成的流程可以参考，不象以往的设备合同，爱立信从未做过数据通信的大项目，一切需要我自己去探索;第二是涉及的方面比较多，Juniper是原厂商，爱立信在美国的一个公司是二传手，（原来是专门做数据通信设备的，已经没了），爱立信香港是卖方，爱立信中国负责项目管理，清关，货运，具体工程实施是亚信，中兴新太，傲天三个集成商，而运维又是我们的事，客户那边除了买方，集团公司，还要加上三十一个省公司，除了中国公司以外，在我看来都是不可控的，都存在巨大风险，只是不知道哪一个环节风险最大。好的方面也有，一个是爱立信终于下决心，把3Com的一个团队整个挖了过来，总算有了几个懂行的人，虽然人太少，下去干活指望不上，但是至少在和Juniper还有集成商的人打交道时多了几分底气，另外万一出了事手里也有了几个可以去救火的，再一个就是公司很重视这个项目，给了我很大的权力，可以调动所需要的资源，不过也仅限于中国公司，在美国的EUD（就是那个二传手）和在香港的EHK我是指挥不动的，得看人家给不给面子！

经过了几番讨论和扯皮，项目计划定了下来，把设备先在北京集中，做路由方案的验证测试，再统一发到省里，货运由我们负责，到货后的清点由我们，负责的集成商和当地的用户共同负责。这样做的好处有几个，一个是相对减轻了到货的压力，做路由测试不需要全部设备，保证每个节点有一个链路就可以了，一个是验证准备的路由方案，减少施工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再一个是如果到货时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北京就可以发现，调整，比都发到下面再发现要好的多，主要就这几条，好像还有其它的好处吧，现在想不起来了。

EHK负责这个项目的是个漂亮女孩，名字记不清了，大概是Gloria,非常负责任，她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项目，但因为以前的项目经验比较多，帮我想到了很多我忽略的地方，比如说箱单，唛头，都是她为这个项目单独准备的，后来还帮了我不少忙，有她在这个项目里，算是我的运气吧！EUD就不好说了，为了保证到货的顺畅，我特意去了一趟EUD和EHK！

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EUD在圣巴巴拉，一个离洛杉矶不远的海滨小城。在EUD的工作乏善可陈，上面一个跟帖的网友是当时和我一起去的同事，正如他所说的，EUD的美国同事们工作极其懒散，经常下午三点就跑得不见踪影了，后来项目开始后更是把我气得半死，回头再说。

圣巴巴拉是一个小城，看名称就知道这里最早是西班牙人的地方，城里还保留了一处当初西班牙人登陆时的遗迹，靠近海边，是一处合适的度假胜地，在那里呆了大约十几天，有几件事值得记忆。

靠近小城的山上，错落着很多名人的度假别墅，能想到的演艺界和商界的名人很多在这里都有产业。上面同事的帖子里曾经提到的David是从***来的留学生，在EUD工作，他带着我们在山上转了一圈，富豪们的别墅在路上是看不到的，只有一条条岔路通向林间深处，在路上唯一碰到的人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穿着一身骑师服，骑在一匹骏马上在路边慢慢走，不知是哪家的千金出来遛马；城外座落着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在学校里碰到一个老人家，是当时正要来临的总统竞选的志愿工作者，知道我们是外国人，没有投票权，仍热情的介绍了一番，问他自己支持谁，他坚定地说，当然是戈尔，加州都是支持戈尔的，后来注意了一下，戈尔虽然输了，在加州他确实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在海边的沙滩上，有一个铁皮桶，桶边靠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homeless but not helpless",牌子的主人并没有在旁边，桶子摆放的位置是在离栈桥几米的地方，在桥上路过的人们看到牌子经常会有人停下来，试图把硬币投在桶里，既是个游戏，又发了善心，还真是别具一格的求助方式；周末在小城里闲逛，走进一家旧书店，店主问我们是哪里人，同事让他猜，先猜是日本人，又猜是韩国人，同事恼了，“日本人哪有这么高的？”告诉他是中国人，店主很吃惊，说中国人都在大城市里忙着挣钱，怎么会到这个小地方来？同事很自豪的告诉他，我们挣完钱了，来这里花
！
还有一件事是回来后发生的，同去的同事来北京出差，住在京伦饭店，在电梯里碰到一个美国来的旅游团，一个女孩问他是不是刚从圣巴巴拉回来，连住的酒店都说得不错，把他吓了一跳，原来是我们住的Inn的前台女孩，因为他违规在室内吸烟被她逮住过，所以对他印象深刻，一见就认了出来，世界还真是小啊！

我们是十月底回来的，搭乘从旧金山到香港的航班，那一天我正好三十岁！

项目开始就是让人头疼的到货问题，当初为了拿合同答应的到货期很短，Juniper很难满足要求，我们只好想办法拖，集中测试解决了大部分问题，头一批货勉强满足了测试要求，后来陆续到的设备都拉到了测试现场。合同里要求的记得是两批到货，实际上怎么也有5，6批了，不过从北京到各个用户现场的也就2，3批吧，当初决定先在北京集中测试真是英明啊！

在EUD时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那帮老美真不让人省心。我开始的做法是每天下班前给他们写封Email,交待好要办的事和要了解的情况，但结果是第二天上班没有任何回音，连是否收到都不知道，因为时差的原因，我上班时他们已经下班了，这时再打电话就是找骂了，老美才不管你有多急，该走就走，私人时间是决不容打搅的。结果我的作息时间就变成了每天五点下班，回家简单吃点东西睡觉，午夜12点到办公室，打电话到美国问我在邮件里交待的事情进展如何？2点钟出去吃点夜宵，回来在凌晨五点前再打电话问事情的结果，搞定后准备白天用户上班后需要用到的材料。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不到一个月，午夜的办公室空无一人，在电梯间里一边吸烟一边徘徊时内心里那种焦虑，无助，孤独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有那末几天在巨大的压力下我感觉自己都要崩溃了，每到自己觉得要撑不住的时候，我都一遍遍的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再痛苦的时候，压力再大也总会过去的，以后大家有类似的境况时不妨试一下，很有效。

和外国同事交道打多了以后，你会对“中国人民是勤劳的”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有深刻的认识，我自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他们就是做不好。一张简单的货运单，前后5，6批的货运，居然没有一次完全填对的，比如第一次买方名字错了，第二次最终用户名字错了，第三次这两个名字都对，卖方的名字又错了，第四次卖方的名字终于改对了，买方的又错了。那帮大爷打不得又骂不得，只能一次次打电话沟通，每次态度还很好，毕竟见过面一起吃过饭喝过酒，可该犯的错误下次一定会犯。每次办提货都被买方骂，好在一起合作过几次，私人关系还可以，骂归骂，事情还是要做的，只是每次都把我折腾个半死。

谢天谢地，货终于到得差不多了，北京的集中测试也结束了，设备按各省分别包装，发下去了，好歹算赶上了工期，我又有新的麻烦了。最忙的时候，我早晨出来开车到办公室，途中的四十分钟里接了超过三十个电话，几乎是每一个通话未结束，下一个又进来了。我们负责现场到货检查的是各地的本地支持工程师，本来项目没人家什么事，实在是没有合适的人来干这个活，和他们的大老板商量让人帮忙的，大部分还很配合，也有部分捅娄子的。记得有一个省里的支持经理本来答应帮忙，事情来了又说没人，让我威逼利诱终于又答应了。对于几个集成商，合作态度非常好的傲天，能帮就帮，公事公办的亚信，咱也公事公办，没事就找碴的中兴新太，我比他还横。对于省里个别想占便宜的用户，一是利用集团公司的项目经理压一压，再适当做些妥协，也基本都搞定了。